校友为什么捐赠

陈志武

（《南方周末》，2012年5月27日）

学生愿意付、能够付的学费非常有限，远远不够支撑现代大学的费用，这本身说明“教育由市场定价”的艰难，是一种系统性的扭曲。

政府、家长与校长间的信息与激励难题

以前谈到，虽然我们经常说要提高教育质量、提升学术研究水平，但客观讲，教育的质量和价值、学术研究的质量和价值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容易评估。定性评估难，量化评估更难。原因在于教育对人、对社会的贡献是无形无色无味的，没法看见，也没法品尝。什么是“好”的教育，什么是“最值得”的教育，由此引申出来的“好”大学如何定义等等，都是各说各有理，价值评判往往主观、个人化，难以有真正一致的标准。

这些特征使教育定价艰难，导致教育难办，经费来源充满挑战。考虑到教育的这些特征，似乎由政府办教育、由国家办大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，一旦教育定价和经费都由教育部、教委或其他政府机构决定并定期划拨，由于决定经费的官员是受教育者、提供教育者之外相对独立的第三方，他们无法像教育的受益方即学生一样感受、评估自己大学的教育，于是，教育经费极容易跟大学教育科研的质量脱钩，激励办学方即大学领导忙于“跑部钱进”，而不是忙于办教育、促进学术研究，校方可能完全不顾学生的评价。正由于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基于教育行政部门，基于教育付费方、提供方和受益方三方完全分离，所以，教育安排的激励架构被扭曲，才造成了中国教育包括大学的方方面面问题。

那么，是否最好由学生和家长为教育亲自定价、付费埋单，把教育的受益方和付费方合为一人或一体，让其为自己的所得做评价、判断是否物有所值？但这样一来，就又回到了前面说到的难题：由于教育的无形无色无味，而且需要时间才看出价值，因此，其定价即使是由学生亲自做，也很难知道今天的所学是值1万还是5万元。

正因为此，即使在市场经济最为深化的美国，尽管家长们和社会一直在抱怨学费太贵，可学费只占大学预算的一小部分。比如，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学费一年4.1万美元，在美国大学学费排名中排在前一百所，加上吃住生活费等，每个学生一年需要6万美元左右，约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70%，这的确很贵！可是，尽管如此，在2011年，学费收入只占斯坦福大学41亿美元开支的18%！剩下的经费必须靠别的来源。所以，连斯坦福这样的大学也很难靠学费为继！

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读本科，本州学生一年交5000美元学费，外州学生一年交1.6万美元，这些学费比斯坦福等私立大学低很多，也正因为平均每个学生的学费低，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和其他公立大学就必须在学生数量上做文章，它们的学生一般在3万到5万人。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有近4万本科生，而斯坦福本科生7000人，耶鲁大学只有5000本科生！虽然得克萨斯州立大学通过几倍于私立大学的学生数，使其学费总额加大，但所有学费收入只是整个大学22.4亿美元开支的25%，得克萨斯州政府补贴其开支的14%，这两项加在一起只解决了整个大学费用的39%。

因此，让教育的付费方和受益方合二为一，虽然可以减少两者分开时带来的价值评估挑战和效率扭曲，但学生愿意付、能够付的学费非常有限，远远不够支撑现代大学的费用，这本身说明“教育由市场定价”的艰难，是一种系统性的扭曲。教育定价难最后可能迫使大学放弃许多学术研究，减少新知识的发现，延缓人类文明进程。那么，剩下的教育科研费靠什么来补呢？

校友为何愿意巨额捐赠

捐赠是主要经费来源之一，在耶鲁、哈佛、斯坦福等大学中，这部分来源超过学费总额。2011年，耶鲁大学校友捐款七亿多美元，加上投资回报，到去年底耶鲁捐赠基金的总额超过200亿美元。2010年，哈佛大学校友们捐款6亿美元，其捐赠基金总值超过275亿美元。在2008年一年时间里，全美各大学共得到310亿美元的捐款。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大学，校友捐款决定了各大学对学术研究、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投入水平，也是学术自由的财务保障。

问题是：大学靠什么吸引校友捐赠？对于校友来说，他们同样面对教育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难以度量的挑战。当然，校友很在乎手中持有的毕业证、学位证价值，在乎当自己说出是某某大学毕业时，在亲戚、朋友和同事面前脸上有光。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，有位叫杰夫的亿万富翁校友跟我讲：让他最痛苦的，是看到周围的华尔街朋友和同事多数是耶鲁、哈佛、斯坦福这样的大学毕业的，很少碰到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友，他经常不敢说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！所以，他立志要多捐钱支持威斯康星大学，让威斯康星大学出人头地！在我1995年决定离开威斯康星时，他主动打来几次电话表示如果我能留下，他愿出钱设立讲席教授位置。

可是，话又说回来，威斯康星大学一年一万多毕业生，一个校友再有钱也难以改变根本呀，螳臂挡车不容易！更何况也不一定想让那么多其他校友搭便车。

校友捐赠的另一重要动因是因为爱母校。只是如果因爱母校而捐，或许10万也可表达心意，用不着千万，甚至几亿美元。到底是什么打动他们？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当年得到的教育值这么多钱吗？——这也是近年来访耶鲁的国内大学领导和相关人士经常问的一些问题。

根据人类社会的经验，一旦从现实利益领域走到情感领域、爱的领域，以货币计算的价格空间往往能被无限延伸，至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延伸。在找校友捐赠时，没人会说“你当年在耶鲁受的教育该值这么这么多，而你当年付的学费才五六万一年”，而是会先了解这个校友对学校的感情如何，看他对学校的哪方面最在意，然后根据他对母校的发展愿望或最热衷的事物，进行协商。这样，校友往往愿捐赠资金，让母校做他自己没时间、没专长做到的事，使母校的利益跟校友个人的偏好走到一起，这反而使校友更加感谢母校，而不是母校求着校友，捐赠的金额也可以是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。

当然，维护并巩固校友对母校感情不容易，需要许多细小的努力。这在高度行政化的中国大学里尤其难以做到，校方行政更多关注的不是校友和学生的感受，而是上级领导的脸色。比如，几年前，大量大学院校被强制合并，千千万万校友一夜间成了“没有母校的人”，即使有意捐赠，也不知投奔哪里！

即使学校没被兼并消失，校园也可能因多次重复建设而面目全非。耶鲁各宿舍、各楼房建筑与大街小巷都不能改变风格，也不能改变颜色，许多建筑两百多年不变。耶鲁校方要装修一栋楼房，更不用说拆掉重盖一栋建筑了，稍微不小心，就会有校友起诉校方。

为什么耶鲁不能改变自己的楼房建筑呢？当然，从法理上看，耶鲁是校友的学校，各校友都有其中一份。更重要的是，对校友特别是年长的校友来说，在耶鲁上大学的四年是他们人生历程中最珍贵的几年，至少是最重要的时段之一。大学生活和学习打下了一辈子都不会磨灭的烙印，这些人生经历和体验尽管可以记在心上、留在记忆里，但大学经历往往跟具体的楼房、教室、建筑、食堂、宿舍、球场、游泳馆、跑道，甚至跟具体的一草一木连在一起。对校友而言，这些就是他们的经历和记忆的载体。毁坏、改造当年的原物，等同破坏他们珍贵的人生经历。所以，当耶鲁要大兴土木改造校园的任何一块，甚至一草一木时，校长就不得不应对诉讼官司！

1983年我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，也就是现在的中南大学。1979到1983年的那四年，自然对我格外重要，许多成长经历和记忆都跟具体的地方和场景连在一起。前些年，当回到母校看到当年的教学楼、食堂和宿舍被拆并被完全新建时，我知道母校对我的意义不再跟原来一样。如果新盖的学校楼房跟其他大学或工厂的那么类似，走在母校怎么会跟走在其他大学校园有区别呢？虽然母校对我人生的意义总是很大、很特殊，但有一些就跟着那些老楼、老地方一起消失了。

由于教育本身的无形无色无味，不同社会已经试过不同办法，通过看得见的载体去尽量让教育的“质量”显形化，让本来无形的教育质量尽可能有形，以便社会对教育的定价尽量接近真实价值。以前谈到，在中国，由于政府是最主要的教育经费来源，为了规避教育质量的无形无色无味带来的评价困难，国内大学就通过不断盖新楼、盖最好最现代的大楼，来使大学“质量”变得有形可见，以此来表现教育业绩。在美国，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面对中国大学同样的问题，它们除了也盖新楼让大学业绩有形化之外，也通过花几百万美元高薪请最好的橄榄球教练，以最好的橄榄球队来规避教育定价困难带来的挑战。

此外，教室楼房、一草一木、图书馆珍品藏书、先进实验室、获诺贝尔奖教授等等，能将大学教育内涵有形化。尤其对中国大学、中学来说，保住校园的一草一木和各建筑的原型原色非常重要，因为它们都是大学教育经历的有形载体，帮助维系校友对母校的感情，让校友更能把母校的事等同自己的事，以显性方式见证大学教育，减轻教育定价的挑战。楼房树木是校园文化的具体载体，留住并维护好楼房树木，也是校园文化传承的必须。

（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）